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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嶺

    At any rate, that’s how I started running. Thirty-three --- that’s how old I was then. Still young enough, though no longer a young man. The age that Jesus Christ died. The age that Scott Fitzgerald started to go downhill. That age may be a kind of crossroads in life. That was the age when I began my life as a runner, and it was my belated, but real, starting point as a novelist.

    Haruki Murakami, 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Two: Tips on Becoming a Running Novelist'

    旅行的時候有天和P躺在夜晚的旅館,疲累不堪以致難以入眠,於是胡扯起來。就這麼提起村上春樹和他講自己跑步生涯的這本小書。回來後一時興起買了來,首要的原因似乎是……我素來厭惡跑步卻又當真揣度過跑步的人在想些什麼。未想成就我許多新鮮的小樂趣:初次讀日文作品的英譯版;從未有過地關注跑步這件事;還有,在第二章忽然發現了這被描摹為人生十字路口的“三三嶺”。一個作為年齡的數字(或作為數字的年齡)、你工作時無意瞥見的電腦屏幕右下角總是莫名顯示同一個時刻、一個映射出什麼過往人生經驗的單詞發音、天上幾朵雲從此再無可能重現的形狀……如此三不五時撞見的瑣屑全要會心才成獨處者領得的犒賞。上面抄的這段字老實講真的稀鬆平常沒什麼好看,妙處全是自己站在那些“剛好”邊上的心領神會。三和三,橫來豎去,阡陌田野,十字路口何止一個了事。除此之外,你又該如何多跑幾步,衝過田壟大路朝天去。

    昨天夜裡敗給自己徹底失睡,到一點多索性點亮小燈繼續讀《遠方有風雷》。今天忙完了一天後去多查些作者資料。剛好又一個剛好,為保釣運動放棄博士課業的劉大任一九七二年被中華民國政府列入黑名單,再無希望返台。那年,他三十三歲。到提筆寫三三嶺上風雲舊事,快四十年過去了。


    訪談一篇

    晚間讀《晚蛾》,其實中途已經想起《餘生》書尾楊照還是哪位的評論說舞鶴是不照顧讀者的作者。黃碧雲也不是。可話說回來,閱讀必須是心甘情願的事情,所以作者凴什麼照顧作者。

    很辛苦讀完,因為同篇小說也在《明報》的刊物發,於是找到《明報週刊》的黃碧雲訪談。圖片與訪談同一處轉來:《晚蛾──關於生命的種種消逝與衰敗痕迹》


    晚蛾──關於生命的種種消逝與衰敗痕迹
    明報周刊
    2009-10-03

    黃碧雲完成短篇小說《晚蛾》,為小說做了三個面具,一隻蛾。
    這天,她帶來拍攝的場地,跟它們一起合照。
    我看著看著,突然感覺到一份感動,來自作者對小說的重視,與鍾愛。
    後來她說,大抵不足兩星期,這小說也許像止痛藥的失去效力,生活還總得繼續。
    這天,我告訴黃碧雲我喜歡她《晚蛾》那種詩化的調子,感覺就像看魯迅的《野草》。
    她樂得哈哈笑,說好喜歡好喜歡魯迅《野草》裏的《題辭》,忙說多謝。
    難得跟黃碧雲在一個懶洋洋的下午,談年紀、談愛、談流放、說自由,題目是如此的重,交談過程是如此的輕,充滿笑聲——這裏有關於生命的種種消逝與衰敗痕?。
    又或在這種消逝和衰敗的無力之中,希望正緩緩而啟。

    問:羅展鳳 碧:黃碧雲

    恐懼與死亡

    問:先談談你的最新小說《晚蛾》,我看了三遍,看得很慢,跟近年看你的作品一樣,而且這回要跟你聊小說,讀得更慢,希望可以抓住更多些跟你談。
    碧: 我自己也寫得很慢,小說在香港寫,以前寫東西很快,現在愈來愈慢。本來沒有想到寫,前幾個星期,想到一句,用手提電腦寫,於是一句兩句三句開始了,寫的時候,還未有一個完整故事,中間一些情節只是略略帶過,我要盡力把小說拖慢一點寫,以往寫作慣性快,現在要打破這種慣性,經常hold住。問:現在都用手提電腦寫作嗎?
    碧:是,但平日我會用一本筆記簿寫下一些想法,寫故事時就用電腦寫。
    問:小說裏讓我強烈的感覺到你對年紀、年老的恐懼。小說從頭到尾不時提及衰老、無力等等具體表現,無論是容顏上,及至一些日常生活細節,好像你提及渴睡,就連剪腳甲都明顯吃力,是一種年老的無助。
    碧: Natural course of life吧!這感覺愈來愈強,大抵近年身邊很多人先後離開,自己開始意識到生命來到最後的階段。記得有一次跟朋友到匈牙利,見到這個朋友的婆婆,我們言語不通,但她卻不斷跟我說匈牙利話,只見她的手指甲很長很長,也剪不到腳甲。那時候,我就感覺,原來有一天我也會剪不到腳甲。
    問:你是學跳舞的,是否對體力感受更深?
    碧:也不是,學舞主要是學得遲,現在已經不太concern,反正知道自己學得遲就是了。
    問:小說又會提到死病,很切身,包括也提及處理身後事。
    碧: 是的,年紀愈大就愈要看病,無論是朋友呀家人呀,兩年前我哥哥去世,對我來說,生命產生了好大的變化。死亡對我來說,現在已經變成了很現實的事情,不再是停留在想像中的,變成了很貼身的東西。在小說創作時想像過無數次,可是一旦真實發生,為何還是沒法把那種缺失的感受減少?是的,原來想像過無數次都沒有用。問:死亡是你常常會思考的一個命題。
    碧:是,不單止空想,現在無論身邊的朋友、親人、自己……我想到decay,所以小說裏我經常用花草,就是想明顯有那種四季的感覺。故事開始的時候是夏天,完結已到秋天,我感覺到自己正要步入人生的秋天階段。
    問:至於那份恐懼感更是籠罩通篇作品,彷彿無論接觸什麼、看到什麼,都跟死亡有關,說連小說裏那個十三歲的孩子也分外老成,他要學鋼琴,就威迫母親說:「再不學我就老了」,連十三歲的小孩也如此?就好像今天我跟一些年輕人聊天,他們會說:「二十八歲,可以死了!」
    碧:對啊,就是了。其實現在對死亡的恐懼的確比較具體。我會想怎樣面對自己的死亡?而死亡之前往往會有一段衰退時期,包括精力、包括對人生不感興趣,對很多事物不感興趣,不願說話,那是一種withdrawal,我想這過程頗長。問:你怕自己會這樣?
    碧:不怕,我現在已經這樣,對呀。
    問: 你現在已經是這樣?但你明明繼續寫小說,又會為你的小說一早爬起來做面具,不是還有一種創作力量嗎?碧:是,那是相對的,可能是對比以前的自己說吧。我現在甚少上街,無論回到香港,或在西班牙,我獨處的時間很多。而且,近年我寫小說實在少了很多,我想就是基於我剛才說的那種感覺。
    問:你在西班牙跟香港的時候有什麼不同?
    碧:我會形容在西班牙的日子就好像唸大學時住宿舍那種感覺,每天很輕鬆的。最初的時候當然會到處逛逛、觀光,現在沒有了,生活都是這樣,唯一分別是香港有家人,那裏只我一個,就是這樣。問:那邊朋友多嗎?
    碧:沒有,只幾位日本朋友,也不是很close的那種。

    賭博與希望

    問: 《晚蛾》這名字是完成小說才想的嗎?為什麼用蛾這個名字?
    碧:名字其實邊寫邊想,所以很早期便有,最初想改做女字邊的「娥」,寓意「老女人」,小說裏就是想說一個老女人的故事嘛!但想了想,好像不太好,而且不想太強調性別,所以就用了飛蛾的蛾。
    問: 開始時,這個敘事者「我」是一個頗會反思生命的人,後來發現原來她是一個嗜賭的人,感覺很有趣,完全給我另一個面貌。碧:這個賭的情節我都不知自己是怎樣想出來的。小說的第一稿裏,我用了很多數字來做narration,後來我大改了一次,把大部分數字都放走了,但始終我個人很喜歡命運和數字的關係。至於賭的fascination 是什麼呢?也許是因為每次賭博時都覺得自己很有機會贏吧!我常想,人生這battle我們一定是輸家,惟賭博可能令人興奮。
    我自己不賭博的,可是我身在美國的哥哥,一樣會上網買香港的賽事。臨死前一天,他是星期六去世的,星期五晚時,他拿出一份《馬經》看,不知多高興,可是最後他在星期六早上離開,當日下午才開賽。我其中一位姊姊現在正經歷第二次癌症,癌細胞已經擴散,情況不太理想。前兩星期,她跟我說,醫院給她放假出來,讓她跟「雀友」打了十二圈「麻雀」,從下午三點打到夜晚九點,她也是很開心似的!大抵我很想寫這個情節,那種對數字、機會的迷戀與快樂,於是就寫了出來。問: 面對姊姊這樣子,可不容易。
    碧:姊姊在香港,每次探望她時,只感覺她非常勇敢,像沒事一樣,相反我會為她整晚睡不?,現在我跟她見面也裝沒事,見面時大家就閒話家常。
    問:回到小說裏,我卻覺得賭場的情節滿有希望,尤其當小說裏的「我」不聽兒子的話,選擇到賭場時,我更感到一種爆炸力!彷彿那種生命力又回來了,充滿希望,「賭一鋪」就是一種潛藏力量,孤注一擲的。
    碧: 對,就是那種「賭一鋪」的力量!這讓我想起患癌症的姊姊,平日就是小事情她都會大哭一場,我最怕她那種情緒化,現在當她身體有事,反而平靜了,我真的不明白,怎樣說呢?大抵是人性內在的一種力量,又或者是你所說的那種孤注一擲。問:這正如小說的「我」,她無論每走一步多難也會繼續走,彷彿要為兒子活下去。
    碧: 對,這是希望,以往我以為沒有,原來是有的,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一個作品有時候甚至是不受生活中的我來控制,它呈現的可能會比我願意呈現的多,或者比自覺層面上的我理解與呈現的多,所以有時候我沒想到也不一定,你現在說起來,我好像給人家看穿了一樣(哈哈)。問:在我來說,這是一個讀者閱讀上的理解或詮釋,也許你寫的時候沒有這種意識也說不定。
    碧:對,在技巧上我可以控制,意識很強,例如我知道是時候結尾,我就要有個finale……至於結尾應該是什麼呢?我當時想,應該是「我」在生命中最要緊的東西,但這個也不是我即時知道的,到後來,我發現原來是她的兒子。
    最初的時候,我本來想把「流放」這個題目挖得更深,可是過程發現「流放」在當中根本做不到那麼深入。在寫作的途中,我也在處理自己,包括「流放」的問題,然而最後,我能夠寫到最尾的是什麼呢?原來是感情、是愛,我以為這些對我來說不是很重要,但原來最尾最能survive的就是這些。就是「我」跟兒子的關係,也關乎她的內在生命、愛與希望。
    問:我感覺兒子這個角色在小說裏相當重要,有一種承傳下去的味道。
    碧:是的,我其實也不知道這個兒子為何會「產生」。可能是我意識到「物種」這東西,現在我知道作為一個個體是會衰毀的,但是「物種」可以不斷更新,不斷地carry on的,(這於你重要嗎?)以往我會說不,現在我不知道。即是說,如果所有事物都會毀壞而毫無痕?,為什麼現在沒有毀壞呢?如果現在沒有毀壞的話,那麼當中一定有它現在沒有毀壞的理由,我覺得,《晚蛾》沒有給我答案,我現在也未有答案,我未知道!
    我有個朋友蘇偉貞都很疑惑,她對我說:「你都冇仔女,點解會有咁大反應?」我想是自己面對死亡多了。以前年輕,會好像你說28歲就已經感覺自己很老,可以死了。但到了死亡具體以後,其實跟想像中的完全不同,於是開始思考「物種」,也就想到「兒子」這個角色!

    暴烈與溫柔

    問:小說裏,有關兒子把小貓的頸擰斷一段的確可怕。
    碧: 是啊!我也覺很嚇人,好暴力,我想這種暴力,其實也是一種佔有欲。不過詳細原因我也真的不懂解釋。問:這令我想到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Bela Tarr)在《撒旦探戈》裏那場小貓被女孩虐殺一幕,及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十誡》裏,一頭小貓被吊死的一幕。
    碧:是,可能我是抄他們橋的,哈哈,是的,那令人很驚嚇,貝拉.塔爾那場戲尤其震撼,我在戲院看的時間,明明吃了感冒藥,但看這一場時,整個人還坐得直直。其實這場戲導演沒有說什麼,也沒有說為何要這樣做。
    有時候最恐怖的是——當你看?一個人時,你不知道他會做什麼,正如自己不知道自己將會做什麼一樣,這個真的很恐怖。小說出現這些我們會覺得沒有問題,但如果在生活裏出現,我們可能會說是精神病者或者什麼,其實現實生活比比皆是。幸運是我能夠在藝術上呈現,而不用在生活上呈現。
    這正如我爸爸,你永遠猜不透他下一分鐘會做什麼,或想什麼,他一時會很溫柔,一時會很暴力,我想我自己都是這種人。只是現在都把這種特質放在小說裏,用事件或者影像去表達呈現。
    問:當你發現自己很像爸爸的時候,你接受自己麼?
    碧:有一段時間真的不太接受,不斷問: 「我點解要似佢?」不過現在已經控制得到,做了那麼多年的人,都控制到了,而且,這是命運,沒辦法逃避。
    問:你有六七個兄弟姊妹呢?
    碧:是,個個都有少少似父親,所以我都好怕他們,哈哈。
    問:可以治療嗎?
    碧:我覺得沒有辦法治療,但求大家在生活的表面能夠維持日常生活已經很好了。
    問:那麼你們之間的關係怎樣?
    碧: 就像《晚蛾》裏母親跟兒子的關係,彼此是愛對方的,可是又會看對方不順眼,甚至討厭對方,然而對方有些東西其實又是自己有的,彼此相當清楚。我從來沒有多少機會跟他們一起生活,他們比我大得多,而且多早婚,很多時十八九歲就結婚,其實大家想快些脫離家庭。我也是十四歲離開,因為當時跟父親吵架,由哥哥供我唸寄宿學校,是故我跟爸爸一起生活的時間也不長。問:父親離世後,你才可以接受自己。
    碧:是的,以往我很恨他,但來到這個階段,我開始 relate很多東西,包括他這個人是怎樣的,我跟他的關係是怎樣的,還有他的情感等等。還有我哥哥,他們二人離世後,我彷彿才再一次生活,再一次理解感情和愛,反正那些人已經不存在。於是他們跟欲念、生命不再有關係,我也不會再數算以往他們怎樣對待自己。到最後,我和現在的伴侶一起,我會理解,他是一個跟我一起面對死亡的人,這個感覺也很強烈。年紀輕的時候,我從來沒有這樣理解過,這是關乎愛與生命欲,而以往生命欲對我來說是沒有那麼純淨的,現在我會理解得比較純粹。包括想到跟死者之間的關係,還有一個跟你一起生活的人的關係。

    自由與不自由

    問:黃碧雲是一個怎樣的人,你怎麼看自己?
    碧: 我做面具的原因,其實就是想將自己遮蓋,有一個persona將自己蓋住;正如為什麼寫故事,也可能是不願意面對,或者不敢回答這個問題。所以我會用面具、用演出、用文字來掩飾。其實現在有生存的罪疚感、個人的自責與罪疚感令我無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你到底是什麼人,你怎樣呈現自己,我到現在還是很害怕,克服不了。
    或者說,我從小就想這問題,現在多了面具與創作來幫我掩飾,但我知道當我面對死亡前,我就要confront這問題。之前我以為這個小說可以給我一個答案,下筆後才發現不行,原來都是自己妄想。我只希望在死之前可以答自己,當是conclude自己的生命。
    問:事實上,你活得不自由?
    碧: 是,《晚蛾》這個故事也有觸及「自由」這個命題,其實「自由」是什麼呢?寫《晚蛾》的過程裏,我看了一本書,是一本很輕巧的書,但輕巧得來它又影響了整個故事的方向。那是Tolstoy (托爾斯泰)的一本書信集,有一篇文章是談及「自由的不可能」,他提及自由就好像一隻馬被套進馬車裏,你可以選擇自己行走,或被人打著走,重點是你始終是被套在馬車裏。人也是這樣,你作為你,你還可以怎樣呢?你已經被套在馬車上,你已經成為了你,你還可以有什麼可能性呢?你的外形、你的國籍、你的語言,已經帶著你走。所以「自由」是什麼呢?你已經不是你了。我哥離去的前兩年,他曾跟我說,他很想死,他感覺不到自由。死在他來說就是自由。
    問:是,你的《晚蛾》為「自由」下了不同定義,自由可以是獨處、可以是孤獨、可以是遠離國度——甚或死亡?
    碧:孤獨絕對是一種自由。以往我會從政治性與社會性的角度去看,即是個人和制度上衝突作理解,能夠在制度裏面受最少的限制,就叫自由;現在我看「自由」會比較內在,用個體去理解,正如Tolstoy所說,人本質上就是沒有自由的。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本質上的我是不自由,生活的表面卻是自由,所以生活的表面自由基於本質上的不自由的話,那種自由就是虛假。問:你曾跟我說,讀者愈少愈好?那是什麼意思?
    碧: 是的,免得煩,我真的很怕別人煩我。作品面對讀者沒所謂,那是經過處理的嘛!但當我面對讀者時,我便要回答他們「我是誰」了,我發現我面對不到,也不願意面對,我未試過讀者多,我不知那是怎樣的感覺,但近幾年內地很多人找我出書,我只覺得很煩。問:你不想在內地出書,讓更多人讀你的作品?
    碧:如果讀者少,我的生活仍然是我選擇的,我估計讀者愈來愈多,我的選擇就會愈來愈少, 都是我猜的吧!但想不得那麼多!我真的不想有太多的attention。
    又或者我是一個小器的人,我不想透過任何管道令讀者對我產生好奇,我就是不喜歡滿足人家的好奇心,有些讀者喜歡當你是師傅,但我又不喜歡當人家師傅,總之那些角色都是我不喜歡做的。當初我曾經很天真地以為,可以跟讀者建立一種朋友關係,但turn out往往是換來對方問:「你覺得我寫成怎樣?」我覺得不好嘛,我會說不好,怎料對方會反臉,他們expect我會當一個老師支持他們,但我真的不想講應酬話,原來大家不想聽真話,那就不如不講好了。

    一二與三

    這日雜誌到了,見黃碧雲小說。
     
    是“老”這件事,寫道:
     
    “我額上長了皺紋。
    不知有一有二,霍然有三。
    ...... 三是衆。”
     
    那小說的名字,叫《晚蛾》。

    被害者

    “斯雷布雷尼察的母親們,堅持著,拒絕她們失去生命的親人被稱為‘被害者’(Victim)。

    ‘被害者’也許只是個單字。

    但是這字眼有一種她們不能接受的‘無助’的內涵。

    她們寧可面對赤裸的真相。稱她們親愛的人為‘死者’(Death)。

    她們拒絕被害者意識。

    受害者沒有能力反擊,受害者沒有聲音。受害者是絕望的,他們總是被人遺忘。

    經歷過大屠殺的殘酷悲劇,生存的婦女們都是戰士。

    她們從不放棄反擊,她們有自己的聲音,她們拒絕被忽視、被遺忘。

    她們不能接受無辜的親人被稱為‘被害者’。

    那不是等同於承認侵犯者的勝利嗎?

    或是默認,有一群人是可以任由自人間被刪除的嗎?”

    《阿伊達》,葉芸芸,《印刻文學生活誌》,2009年8月號

    文中提及的阿伊達Why Are You Not Here?裝置藝術項目:“每一杯咖啡所要款待的人,已經自人間消失。”

    午安憂鬱(柯裕棻)

    這本《甜美的剎那》擱置了有幾個月,是快要讀完時無心放下的。今天拿起來,上一個剎那,我停在“午安憂鬱”這個標題上,或許恰恰是一種微妙的預感阻止了我繼續讀下去。於是,這樣一篇自述憂鬱的文章從愁雲慘霧的冬天延遲到了這個夏天夜晚才讀起來。我在《自由時報》的網站上找到了它,很長,所以自然只是為了轉給想要讀的朋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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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安憂鬱(柯裕棻)

    念研究所的時候,我就開始獨居了。獨居我喜歡很小的房間,如此我可以跟那個空間完全成為一體,不感到空闊疏離。我喜歡床靠在書桌旁邊,書桌頂著窗子,因此房間裡一邊是睡眠,一邊是思考,另一邊就是外面的世界。清清楚楚地窩成一團,貓似的。

    我常常睡到中午,醒來以後就靜靜坐在床上發呆。

    下午的某個時間,窗外的陽光會非常淡薄地貼在白牆上,淺得教人發慌,教人擔心它再薄一點兒就瞞不了人,貓兒一踩過,就要跌下來碎了。如此淡薄的日色是一種咒,午後牆上那道飄忽而不怎麼準確的光影,就是一張沒把握的符紙,封在窗口。如果被這個迷惑了,那麼真不知道會失神到什麼境地。

    我常常坐在床上著魔也似望著那光,想它是多麼虛妄而渺茫,比一把乾淨的女聲更清透,比一節簡單的吉他和弦或一刷輕輕的鼓更單純。

    特別是某一種秋天的午後,陽光金黃得像一只水澪澪的梨子,捏在手裡水都要滲出來了。

    獨居的時候我多半活在自己的心靈狀態裡,特別容易迷惑,也特別容易困於自己的思路。日月星辰的運行和萬事萬物的道理像一顆半生不熟的果子,我是它小小的核。我過著規律的日子,吃綜合維他命,喝咖啡,啃三明治,吃水果,喝烏龍茶,念書。心情好的時候唱歌,對著空氣微笑;洗澡的時候任意站在蓮蓬頭下發呆,聽水從排水管消失的聲音;天晴的時候買桔梗和百合;念完一本書,就坐在陽台上看天空。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把整屋子的燈打開,希望看得更明白些;睡不著的時候常常半夜爬起來拖地板;疲倦的時候對著電視出神一整個晚上;焦慮的時候大肆整理書架調換書籍的排列位置;憤怒的時候東西亂丟,在屋子裡走來走去,冷靜了,再一一拾起來歸位。

    比這些都更糟的時候,我會整天躺在床上不想面對世界,天天吃泡麵,不再洗米洗菜或洗碗,也不再整理書桌,任由大部分的雜物和灰塵四處堆積。

    獨居我總是任性活著。我不喜歡吃米飯,我會連續一個星期吃同一種麵或水餃,只去同一家館子,或是連著幾天只吃烤吐司麵包塗蜂蜜。水果只會買蘋果和柳丁,絕對不喝牛奶,沒有人逼我吃茄子和胡蘿蔔,沒有難處理的魚或螃蟹,絕不會有蚵仔出現。我做菜不產生油煙,而且總是以最少的道具完成晚餐免得洗碗。我會天天喝海帶味噌湯。睡到中午也心安理得,半夜三點躺著看書也不會挨罵,衣服堆積一個星期再洗也沒關係。靡爛的時候一直看DVD,一直聽電子音樂。自己學會修馬桶、音響、電燈、印表機、電視和光碟機,打蟑螂的時候絕不手軟。

    我本來就不常出門,從小就非常耐得住閉關。獨居時我偶爾會發生三、四天完全不下樓拿報紙的狀況。即使出門了,也經常只是一個人散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步。如果沒有人打電話來,就沒有機會開口說話,我也很少打電話給誰,我想不出有什麼話非得跟誰說不可。

    那陣子我逐漸明白了一件事,一個人與世界的關係事實上非常簡單,一放手就散了,一把握在手裡的灰。那飛灰是自己。

    要放開世界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我沒有這樣容易放過自己。

    我是個容易與自己過不去的人,從小就無法輕易原諒自己的錯誤,也不容易遺忘,成長過程最大的難題之一就是必須時時忍受自己的稜角。獨居的時候,這個特性成為難以克服的磨難。自我的意義放大了,因此問題和錯誤也放大了,只要一不小心,那些長年壓抑的內在陰影就像烏鴉一般傾巢而出,在腦子裡盤旋。

    有時候我真希望可以對問題視而不見,即使忘不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活著也就罷了。「嚴以律己」是一種非常折磨人的狀態,我是我自己的母親,也是我自己的女兒,鞭策者是我,迷惘者也是我。

    非常少數的幾次,我在半夜裡被莫名的鬼魅攫獲,啪地打開燈,回到明亮的現實,可是那屋子卻慢慢地變成某種心靈的實體狀態,看起來陰影幢幢,每一個轉折、角落和細節看起來都像是往事的變形或是原形。那些熟悉的物體在孤單的時刻看起來別有意義,我在它們裡面看見某種破敗的危機,某種岌岌可危的人生。還有在它們之間努力存在的、微不足道的自己。

    也許是日子實在太靜了,寂靜形成了內觀自省的趨力,人生的意義成為存在的主題。念書念久了,其實是將自己的人生放空,以接納並且思索那些深奧難解的理論,想多了,就分外覺得自己渺小。

    一個孤單的人在腦子裡進行的對話真是無窮無盡,胡思亂想的內容像宇宙一樣漫無邊際,那些思考和主旨遠比一個蟻丘裡螞蟻深掘的路徑更複雜,閃現的念頭一個跑得比一個快,我納悶它們追不追得上光的速度。

    有一段時間我開始不斷對自己說話,以聲音填滿空間,並且確認自己的存在。我養成奇特的習性,時常在腦子裡和理論交談。迷惑不安的時候對著虛空自言自語別有魅惑的特質,自言自語可以暫時將無邊的寂靜驅離,堅強的自己對著軟弱的自己命令,軟弱的自己對著堅強的自己尖叫。半夜裡發惡夢大叫著醒來時,我其實非常,非常慶幸,自己是一個人。

    沒有人來煩我,我就這樣一個人專心發著清醒的瘋。

    有時候我試著對自己喊停。有時候我會累得好幾天不想開口。我打算得過且過,努力與自己和解。讀書的時候就讀,寫作業的時候就寫,做菜的時候就做,吃麵確實地吃,睡覺也確實地睡。我不想再那麼累,也不想再想那麼多。天地之大,我在自己的小宇宙裡苦惱什麼。

    但是說不清為什麼,狀況慢慢地不太對勁了,我沒有因此而清明,反而愈來愈像牆上淡薄的日光,飄的,空蕩蕩沒有什麼質量可以落實自我,並且一點一點往黯淡的方向飄移。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病了,還是倦了,或者真就是空了。這種疲憊令人哆嗦,我想要振作精神,可是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我開始胃痛並且無法控制地掉眼淚,我常常一邊哭一邊念書做筆記。這樣過了一陣子,就耗弱得沒有念書的精神。一個研究生一旦沒辦法念書,漫天蓋地的恐慌就出現了,於是壓力更大,狀況更糟,精神更差,更沒辦法念書。

    開始嘔吐的時候我去看了醫生。腸胃科的醫生給我兩個建議,他說,博士班的學生壓力過大精神緊張,導致各種腸胃症狀是很正常的,減輕壓力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定時運動,二是定時和心理諮詢約談。他笑著說,或者,兩者並行也可以。

    他問我能不能養寵物。我說學生公寓不行。他說,噢,那真是太糟了。他開了藥方子,還特別建議我到學校附近的林子慢跑。他認為那是個好法子。

    這時我已經拖過一個春天和夏天,時序已經入秋了,那片等著我去慢跑的林子歪斜而寥落。

    我非常討厭跑步。我每跑一步都心生厭棄,彷彿在踐踏地球。

    跑步是無涉世事的活動,風塵僕僕的孤獨。雙腳依著本能往前跑去,腳步聲規律而且空洞,它的概念是將世界甩在腦後,留著汗回到原點。速度使人獨一無二並且與環境脫離關係,路邊凋零的景物像雙頰上的風一樣一去不回,喘氣彷彿是放大了的歎息,只有自己聽得見,只有自己知道它的意思。我無望地跑著極其無聊的速度與途徑,落葉在腳下輕易碎裂,前方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等著,像人生。

    我討厭跑步的邏輯:跑到某個定點我就得自動折返,否則可能因過度疲累而回不了頭。這是空間的循環和體力的損耗,一切的風景都不重要,只要快速地經過,將它置之腦後就行了。有時候我希望人生也可以如此。跑完之後我通常更加感到絕望,像秋收後的兔子,在薄暮的林子裡呼著白霧徬徨。

    我想,需要獨處的人應該跑步,但不是我。

    幾次之後我就放棄了,繼續在家裡消沉,往黑暗的深淵沉沒幾吋。但是我心裡非常明白,再這麼下去不但不可能有出路,恐怕連人生都要賠上了。

    每天我近午才懶洋洋睜眼,躺在床上看著窗外無聲的雲,試著喊一聲,確認己身所存,慢慢起床。我每天在這個時刻下一次決心,改變自己。

    我從衣櫃底層找出游泳衣和球鞋,買了兩套韻律服和幾雙運動襪。中午到學生運動中心游泳一小時,然後上圖書館念書,黃昏又回到學生運動中心參加5點到6點的韻律課,然後再回到圖書館念書,清晨睡前做仰臥起坐。

    做這些事全憑一股幾近瘋狂的意志力。特別是高能量進階韻律課,那運動激烈得生不如死,第一個月我得咬著牙關才能做得完,最酸痛的部分除了膝蓋和腳踝之外,就是咬緊牙關的下頦骨了。滿場視死如歸的研究生看上去是一隻殘兵敗將的隊伍,每個人甩著七零八落的腦子和四肢奮力跳著,真不知道這麼猛烈的戰役是和人生拚了,還是和念不完的書本拚了。

    當身體劇烈活動並且疼痛的時候,存在感明確,心裡就不那麼空虛。我開始感到有氣力可以和諮詢師談談,至少我有了訴苦的精神和意願。

    然後我就去談了。

    指派給我的諮詢師是一位相貌堂堂的先生,金邊眼鏡,襯衫整潔領帶方正,下頦刮得青青的。他的辦公室在林子的另一邊,屋內總是微微暗著,桌邊有幅很大的水墨畫,是一幅水月觀音,也不知是誰送的。來客坐的位置正好在這觀音的右腳下,有時候我會抬頭看看,觀音總是垂憐看著它方。有時候諮詢師垂眼做筆記的神情,看起來也有畫中那種空無清朗的神情,不像是人類。我懷疑這一切對他而言都是浮雲。

    每個星期四的午後我在微暗的水月觀音右腳底下,講述支離破碎的困擾,煩惱說起來總是零零星星,微不足道。我的讀書進度、飲食與睡眠、我的胡思亂想。他很少主動提問,總是讓我自由發揮。他總是說:「我們可以試著解釋為什麼這是問題嗎?」我其實不想解釋自己的想法,我感到自己很無趣,卻不由自主滔滔不絕講下去,而且會在莫名其妙的地方突然痛哭。

    日子就這樣艱困過著,過著,然後就下雪了。星期四下午的會面因而顯得更加艱困。每回我滿肩的雪開門進去,諮詢師就從微暗的桌邊抬頭說:「午安。」

    「午安,」我說,「這雪真是沉。」

    「噢,是啊,它是的。」他總是這樣回答。「請坐,」他說。「我們過得如何?」他問。他總是使用複數形的主詞「我們」與我交談,這是一種又親密又疏離的講話方式,剛開始的時候我時常不知道他指的是誰,後來我漸漸明白,他說「我們我們我們」,其實是說「妳」。

    當然我們的進步有限,我們只是一天拖過一天,我們每天胡思亂想,而且我們講話根本不清楚,我們胡說八道,我們連問題在哪裡都不知道。我們只是哭。

    冬季缺乏日光,一切趨於遲緩,連諮詢師都慘白著一張臉,他清淡的臉漸漸不同,有時候他的表情黯淡宛若風雪前的雲象,有的時候我知道他根本沒有聽我們的對話。他每個星期都更瘦一點,鬍渣似乎愈來愈青了。

    某一天沒有雪,我便提早到了。他站在窗前,面對窗子側身對我說,「噢,午安,請坐。我們今天提早了。」

    他正對著窗子的倒影打領帶。窗外的林子又空蕪又凌亂,映著他薄薄的靈魂。

    我沒有立刻坐下,只是盯著他看。他問,「我們如何了?」然後雙手做了一個收束的動作,將領帶扶正。我沒有回答,只是繼續望著他的領帶。

    諮詢師發現我看著他,遲疑了一秒,然後彷彿什麼也沒注意到似地,又問了幾個「我們」的問題。但我想他其實已經發現了,他露出了破綻。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以外的男子在我面前打領帶。這是非常神奇的一刻,我彷彿看見了不該看的東西。打領帶是一個男人從私領域跨入公領域的最後一道轉換手續,看見他打領帶,就彷彿見到了他從赤身露體穿戴作戰的盔甲。我撞見了這樣的片刻。

    幾個月來他清朗堅定淡若浮雲的形象,剎那間消散了。他成為人類。

    我問:「我是你今天第一個學生嗎?」他說是的。「那麼你早上不見學生嗎?」他說不,他一向不在早晨見人。

    接著,他逆轉話題,「妳呢?妳最近如何?」

    這是一個分隔點,他終於不再說「我們」了。

    我想了想,說:「其實我不需要有人聽我抱怨,我比較想知道的是,你如何能夠每天下午進到這個辦公室來,坐在那裡五個小時,聽我們這些學生抱怨瑣事呢?你日復一日在這個陰暗的小房間裡聽他人的困擾,這個工作使你疲憊嗎?你是否曾經厭倦過我們並且希望我們全部下地獄去嗎?你從不會想要站起來對我尖叫並且叫我滾出去嗎?你如何看起來平靜如此?我不想再說自己的困擾了,我想知道你如何解決你的困擾。我看得出來,你自己過得並不好。你的狀況比我還糟,不是嗎?」

    諮詢師的臉又更黯淡了些,他看看他手上的資料表,確認我的主修和背景,翻翻他之前做的筆記。笑笑,闔上他的筆記,放到一旁。他略將身子往前傾,看看這裡看看那裡,想一想,然後告訴我他受過的訓練,他的理論流派,他念的研究所,他的老師說什麼,他們的課程如何進行,他的臨床經驗。「噢,當然,每個人都有厭倦工作的時候,都有突然無法前進、看不見光亮的時候。但是我不是受雇在這裡同妳抱怨這些,我不能討論這個。」

    我問:「那麼,在那種黯淡日子裡,你每天早晨都對你自己說什麼話呢?」

    他遲疑了,臉上有淡淡的陰影,歎了一口氣,然後他告訴了我。

    我不確定那是他自己的捏造,或是他巧妙的治療步驟之一,但是我笑了,並且感到釋懷。

    我問:「我們不該聊這些,對吧,因為我是病人。」

    「不行。」他說。

    「真糟。」我說。

    「是的,總是如此。」他說,「因為這裡應該只是你們人生的階段。我還會繼續在這個小房間裡,繼續聽許多人的問題,看著他們變更好或變更糟。而你們應該忘記這裡,有一天。」

    「我知道。但是我下星期還是必須來。」我說。

    「噢,那麼我期待再見到妳,下星期。同時也期待哪一天,我於妳而言不再必要。」他笑著說。

    我後來又去了幾次。諮詢師回復了以「我們」為主詞的講話方式。但是我顯然已經不是一個理想的病人了,我突然看得非常清楚,他是一個脆弱而敏感的傢伙,他受困的狀態比我更糟,他的空洞和寂寥比我更嚴重,他的問題相當棘手,他是一個行將溺斃的人,可是沒有人會救他,因為救生員就是他自己。那觀音在牆上垂視我們,我們。他說「我們」,是完全正確的文法。

    接近耶誕節之際,天已經冷得沒有雪了。我依舊天天去圖書館,天天去活動中心運動,在酷寒中走來走去,把左耳都凍傷了。

    終於有一天我打電話去取消星期四的會面,因為學生保險的配額次數已經用盡了,而且我感覺自己正在漸漸好轉。而且,風太冷了,我不想再走那條凋蔽的小路。而且,我在他臉上看見我亟欲閃躲的命運。我害怕他的黑眼圈、空洞的眼神、凹陷的臉、恍惚的言詞裡閃爍的焦躁。病人總是殘酷而現實,我只要自己活下去就好。

    沒有去諮詢的星期四下午我在沒什麼人的咖啡館念書,這一天是陰的,有風雪的預感,我一邊念書一邊窺視窗外的天色,整個下午念了幾個零星的句子,不斷猶豫著是否要收拾書本回家。

    我看見諮詢師經過,在門前舉棋不定,然後走進來。他在櫃檯點了一杯什麼,找位置坐的時候他看見了我,我點頭致意,他猶豫了一秒,淡淡笑一笑,坐了一個離我很遠的位置。

    我收拾東西離開的時候經過他的桌,他叫住我,讓我坐下:「希望妳不會因此感到困擾。」他說。

    「困擾什麼?」

    「許多人不希望在生活裡與諮詢師碰面打招呼,因為那樣便洩漏了他們的狀態。」

    我笑著說:「噢,不會的。在這個城裡沒有人會在乎我的狀態。這種規矩是你的職業道德嗎?」

    「恐怕是的。」

    「相當孤寂的職業啊。」

    「因為這職業處理的是人的孤寂。」

    我們聊了一會兒,始終無法像正常人那樣講話。我們的腦子積著烏雲和風雪,每說一句,就多一分躑躅和踉蹌。這終究是星期四午後的會面,誰也不能拯救誰。

    我試著問他:「你自己的狀況呢?」

    他比什麼都淡漠地回答:「噢,也就是那些問題,一樣的。」

    後來我沒有再遇見他,任何角落都沒有,於是他就從我的人生消失了。

    這也是某一種人生的踉蹌。

    這是一則真實和虛構混合的故事,真實的部分紀念那些風雪,虛構的部分紀念那城。

    詩人的信

    聶華苓《三生影像》中收錄伊朗詩人台海瑞1969年離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後寫給她的信件。台海瑞返回巴拉維專政的自己的國家,作為異議分子被禁出國,卻惦唸在愛荷華結下的友情。在一封信裡,她寫道:

    …… 我託她帶給妳一面銀雕古鏡,妳可掛在臥房牆上,朝夕看看鏡中的臉,我所看不到的臉……。

    (聶華苓《三生影像》,三聯書店,第460頁)

    一本接一本地讀書在這樣的時刻真像艱辛的旅程,走了那麼遠,偶爾見得令人心動的一棵樹,冠罩你為之而出發卻並不知如何描摹的光線。而其前與其後,是你必須要經過的。